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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算盘中特网别只当艳情看了唐代大诗人杜牧的笔法超乎你的想象!

发布日期:2019-10-07 21:3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杜牧(公元803-约852年),字牧之,京兆万年(今陕西西安)人。其父杜从郁,祖父杜佑曾任宰相。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,与李商隐并称“小李杜”,以别于李白和杜甫,曾著有《樊川文集》二十卷传世。

  关于杜牧《旧唐书》、《书》、《宣和书谱》、《容台集》、《大观录》对其均有记载,当代缪钺先生著《杜牧传》、《杜牧年谱》等更有详尽记述。但这些著录多记其生平、仕途、诗文、思想、军事等诸方面。至于其书法,为其诗文之名所掩,历来没有得到普遍关注。

  《张好好诗》卷是杜牧传世的唯一墨迹,行书,大和八年(公元834年)书。此卷书写于麻笺上,高28.2厘米,宽162厘米,总46行,322字。

  作为唐人书法经典墨迹珍品,其真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由卷首、卷尾宋至清人 的题签、题跋、印章可以看出,曾经历了宋直和分府、贾似道,明代项子京、张孝思,清代梁清标、乾隆、嘉庆、宣统内府,后经张伯驹收藏,是传承有序的。

  《张好好诗》墨迹笔力雄健、字法跌宕、气势连绵,可以感受到杜牧书法的美是多方面的。杜牧书法别具风格,这与其政治军事主张,诗文写作思想有着直接关系。正如《宣和书谱》所评价:“牧作行草,气格雄健,与其文章相表里。”

  当笔者探寻杜牧书法的与众不同,整理其书法表现规律时,略有体验。其笔法之丰富、结构之奇趣、章法之巧妙, 令人赞叹。

  若对杜牧书法多方面的感染力概括归纳,笔者以为,其最典型特征在于一“奇”。以下,本文将从《张好好诗》墨迹的笔法、字法、章法等几个方面入手,试分析杜牧书法之“奇”。

  结字本于用笔,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,则结字自然奇纵,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,则不成字矣。烂漫、凋疏,见于章法而源于笔法。因此,我们分析《张好好诗》书法之奇,应从其笔法说起。

  首先明确,宗法二王是唐代主流,杜牧用笔也是以二王一脉为宗的。比如:帖中“高、殊、云”等字,可以明显看到右军圣教序的影子。关于此类问题早有定论,并非本文研究重点,自不必赘述。

  杜牧同时传承着六朝笔法:杜牧之《张好好诗》“大有六朝风韵”者,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。“中截丰实”这一点,即使不借助历代书评,以我们自己的眼睛也是可以观察到的。如:“水、牧、低、絃”等字,处处可见其“中实”的用笔, 丰厚而古雅。

  提与按,是书法表现的重要手段,决定着作品的感染力。提则笔画清新灵动,按则笔画质重浑厚。这种书法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关系,代表着最质朴的自然规律。

  沈尹默先生则将用笔的提按形象地比喻为人走路,抬脚落脚,反复进行。书法作品中,因提按形成的或质重、或清逸的不同线质,给观者以不同心理影响,激发观者的丰富想象。如果再配合刚与柔、沉与浮、润与枯等不同线质的运用,则表现力无穷, 可以充分发挥书者的聪明才智。

  这些技法的运用水平,成为对书家气质及至人格的评价标准。而书家的学识修养不同,气质类型不同,往往在线质上体现不同的风格特点。正如刘熙载在《书概》中所言:“书者,如也;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

  《张好好诗》墨迹笔画粗细对比强烈,提按动作夸张,瞬间完成动作转换。让我们充分见识了杜牧精湛的控笔能力。

  质重沉厚与轻灵飘逸在杜牧笔下同出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平添新奇。杜牧将这种强烈的对比关系应用在一个字间,或者相邻的前后字间。将两种审美情趣集于一件作品之中,却没有突兀的感觉,这不但需要超 强的把控能力,更需要智慧。

  上图“赠、梳”等字,均为先按后提。由尖入笔后先重按下去,笔画浑圆厚重,确立沉稳凝重的基调。随着书写,渐行渐提,至右部结尾部分已提至笔尖运行,精巧飞动。正是“大胆落墨,小心收拾”。

  “游东”一组,“游”字提笔运行,以细劲的点画为主,尤其走之底,屈曲婉转,灵秀精美;“东”字重按行笔,笔画厚重茂密、生涩朴实。两字何以统一?若在“游” 字正中画一竖线,发现左边轻盈纤细,右部转为厚重。于是虽有走之相隔,右部的厚重与其下边“东”字的气息也可以相接,使行气连贯起来。

  “双鬟”一组,“双”字轻入笔,随即重按而行直至结束。“鬟”字则以极轻起笔开始,并保持提笔轻灵至终。二字一按一提,对比强烈。

  行书之所以成为最流行的书体,与其抒情性是密不可分的。创作过程中,或动或静、或快或慢、张弛有度,正如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的精彩描述:“导之则泉注,顿之则山安”。这样的节奏,如音乐、如舞蹈般丰富细腻,足以从心所欲地表达情绪,达到抒情目的。这是行书表现的生命,也是创作的乐趣。

  《张好好诗》墨迹中的这种节奏首先表现在字与字之间。如“岁公镇”一组:“岁”字沉着稳健,一笔一画徐徐展开;“公”字渐渐加速,至“镇”字则用笔灵活飞动,摇曳生姿。这是一个从徐到疾的加速过程,更是一个情绪的发展过程。

  帖中许多字的书写都是求稳的,如“年、十、城、每”等字,平静庄重如楷书。又如“藉、于、有、之”灵动多姿,或笔尖跳跃,灵巧如山中矫兔;或痛快疾驰如渴骥奔泉, 势不可当。

  方折与圆转的应用是如今书家创作常用的技法,以此作为提升作品视觉冲击力的基本手段。其实通过观察不难发现,魏晋书法是以方笔为主的。即使如献之书中的圆笔也是随书写笔势,方圆兼用,将转折点交待清楚,不会随意为之。遇到字本身折角处,则圆中带方,笔意明确,不会违背字的楷法。

  以横折为例: 王右军《兰亭集序》中“固”字横折平正严谨,几近楷书之正。颜鲁公《祭侄文稿》中“图”字横折抒情奔放,折处提笔圆转而下,但仍保持外圆内方之态。孙虔礼《书谱》中“因”字草书,金算盘中特网,竖画外展下部圆向内收,但横折处中规中矩,笔意明确。

  以上各家虽写法各异,但始终保留折画的基本特征,独杜牧突破这些规范,呈现独特风格。

  《张好好诗》卷中“圆”字横折部分写作圆转,完全没有方折之意,其内部“员”则写得端正平稳,撇折与小横折法度谨严,一丝不苟。

  由此可见,杜牧完全有能力完成“大唐气象”的规范点画。他对横折笔画的的沉肩顿笔和圆转方式的强调,都是有意而为之,是在将方与圆这一对关系夸张到极致。

  如“为”字,下表中可见杜以前各家皆以方笔为主,在最大一笔折钩处辅之以圆转笔法,感觉既劲健挺拔又圆润自然,几近完美。杜书则以圆笔为主,连续回环翻转。个人风格显著,让人一见便识,过目不忘。

  又如“凤”字横斜钩一画,与“圆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横折部分写作圆笔,只在下行过程中略有下按顿笔动作,到出钩处完全写作圆形。框内“鸟”字则将折画写得方折之意明确。加之“鸟”字下部折画的提笔处理,使此字三处折画,笔法截然不同,形态各异,令人称绝。

  对比表中王羲之“风”字,可见其折画骨架瘦硬有力,笔法准确到位,钩画丰满有力,皆作方笔。孙过庭“风”字,横折处笔法简捷,但方折笔法准确规范。虽在斜钩处有圆转笔法,亦是方中带圆,有明确的折点,呈外圆内方之态。这些细节均与杜牧完全不同。

  杜牧不愧为书中高手,以其诗人的才思,奇妙的想象,娴熟的技法,驾驭这些复杂的艺术对比关系游刃有余。不为唐人法度所禁锢,专心于艺术形式的表现,想必这是诗人浪温气质所在。

  如下图“见、凋、章、相”等字的折就很有独特的辨识度,其严重下移的沉肩,有的甚至已写到了竖的中部,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魏碑的横折。

  虽然不能仅此一点就推断杜牧是继承了魏碑的用笔,但是如果从杜牧沿传六朝笔法的角度类推,杜牧关注和喜爱魏碑也是合理的。对此,我的一家之见是:杜牧用笔以二王为宗,遵大唐规范,存六朝笔意,参魏碑情趣。

  先就“见”字横折情态来看,是由轻入纸,以笔尖写横,行到折处并未平向“切”出折角,而是且下行且下压,形成长距离折的过程。实践可以体会到,折角处需要略以侧锋,用笔肚外侧向右顶出方角,再调至中锋以厚重的笔法写竖。这样形成的外方内圆折笔,其形态与魏碑比较接近。

  “凋”字折处向右下折笔的动作过大,使横折钩这一笔画几乎多出一个“关节”,从而形成了夸张的折肩。

  “相”字的折看起来最为独特,但是运笔的方式与前两字是一致的:折处下按动作过大,感觉夸张过了头,迅即将笔锋回调到正确的位置继续下行。

  这个笔画看起来奇怪地多出了一个疙瘩,成为病笔。但是恰恰这个病笔,可以让我们推测杜牧书写的状态:那是一种习惯性表现,也有故意夸张的主观意识。但无论怎样夸张和刻意,他没有违背基本笔法,夸张而不逾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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